《乡土中国》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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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的读书笔记篇1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奶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
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
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
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
人的生活和其他动物所不同的，是在他富于学习的能力。他的行为方式并不固执地受着不学而能的生理反应所支配。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做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是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
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它包括着行为规范，行为者的信念和社会的制裁。它的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是依着该社会的格局而决定的。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延续。
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棉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然和主轴一样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不但在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男女有着阃内阃外的隔离，就是在乡村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我在乡间调查时特别注意过这问题，后来我又因疏散下乡，和农家住在一所房子里很久，更使我认识了这事实。我所知道的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一早起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没有功夫说闲话。出了门，各做各的。妇人家如果不下田，留在家里带孩子。工做完了，男子们也不常留在家里，男子汉如果守着老婆，没出息。有事在外，没事也在外。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是男子们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场所。在那些地方，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
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又好像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奠，那是军礼。
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互相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帐，意思就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
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长老代表传统，遵守传统也就可以无违于父之教。但是传统的代表是要死亡的，而且自己在时间过程中也会进入长老的地位。如果社会变迁的速率慢到可以和世代交替的速率相等，亲子之间，或是两代之间，不致发生冲突，传统自身慢慢变，还是可以保持长老的领导权。这种社会也就不需要“革命”了。
爱情，好吃，是欲望，那是自觉的。直接决定我们行为的确是这些欲望。这些欲望所引导出来的行为是不是总和人类生存的条件相合的呢？这问题曾引起过很多学者的研究。我们如果从上面这段话看去，不免觉得人类的欲望确乎有点微妙，他们尽管要这个要那个，结果却常常正合与他生存的条件。欲望是什么？食色性也，那是深入生物基础的特性。这里似乎有一种巧妙的安排，为了种族延续，人会有两性之爱；为了营养，人会有五味之好。
《乡土中国》的读书笔记篇2
《乡土中国》我连着读了两遍，第一遍读得很畅快，费孝通先生把许多我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但从来没有去深入思考过的事物与现象都讲出来了，并分析探讨了其背后的原因——语言平实，然道理深刻。无论是前言中简洁谦虚的说明，还是正文中大胆朴素的讨论与深入浅出的讲述，抑或是后记中先生对社会学以及中国社会学何去何从的分析，无不让我为先生的学识、治学态度、洞察力以及对于中国社会深切的人文关怀之情所折服。
所以一遍读后仍觉得意犹未尽，又从头读了一遍。这一遍我慢慢感悟到了这14篇小论文之间的关系，也在脑海中慢慢搭建起了这种“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体系”。在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中，费孝通先生提到这本小册子不能说是完稿，只是尝试回答他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我想，如果非要我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用先生常在书中提起的一句——“生于斯，死于斯。”
这句话乍看只是个表面现象，为何用它来回答这个宏大的问题呢？且听我谈谈自己对这本书的一点理解。
首先，“生于斯，死于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横向上的层面，讲的是一个人自出生起就定居在一个地方，所见之人、所遇之事皆是熟悉的；二是纵向上的层面，讲的是一个人从小到大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且一个家族世世代代都不会搬迁。这是小农经济所决定的安土重迁，也可说就是“乡土”一词的来源。了解了这个背景，再来理解先生提出的各种概念观点就显得很顺理成章了。
譬如先生所论述的文字下乡，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的。横向上看，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群。文字是间接的说话，那么既然可以面对面用语言直接交流，又何苦多此一举来用文字呢？甚至连语言有时都显得累赘了，在熟人中，我们可以“眉目传情”，可以“指石相证”。纵向上看，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人们的生活紧跟着白天与黑夜的交替、季节与季节的变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代如此。“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粘着，时间里没有阻隔，个人的个别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须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在这样的社会里，记忆是多余的，记录也就跟着多余，文字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了。
又如乡土社会中的社会规范——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而传统就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从横向上看，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对周围的环境事物都很熟悉，而从熟悉里得来的个别认识就足够他们应付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状况，这样的个别认识我们称之为经验。纵向上看，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不大会有新的问题产生。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于是经验得以累积和传承，成为了传统。传统足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人们于是对传统产生敬畏，毕恭毕敬地依着传统行事，礼治也因而得以维持。维持礼的力量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对传统规则的服从，并且慢慢将这种服从内化为了自己的习惯，所以也就有了所谓“克己”，而非“依法”了。
也正是因为传统的权威性和人们对传统的崇拜，乡土社会的生活可以看作是接近于完全由传统所规定的。先生于是提出了一种发生在这样的社会里的权力——长老权力。长老权力并非政治权力，而是一种教化权力。就如前文所说的，在“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里，环境总是代代如是，年幼者正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年长者已经遇到过的'问题，年幼者总可以通过请教年长者来解决问题，年长者也就因此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了。
无论是从横向上理解还是从纵向上理解“生于斯，死于斯”这句话，我想都没有词能比“熟悉”与“稳定”更好地概括它的直接结果了——从熟悉里得到信任与经验，在稳定中形成传统与教化，这个“熟悉”与“稳定”就是乡土社会的社会规范和权力结构之基础了。
乡土社会虽是“熟悉”而“稳定”的，但并不代表它是完全静止的，只不过它变化得很慢，慢到社会变迁可以吸收在社会继替之中。正是这样安定的社会以及从中衍生出的长老权力，决定了乡土社会的变迁方式，作者称之为“注释式”。长老权力不容反对，“注释”维持了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了变动的内容。如此一来，名实分离，既尊重了传统的权威，又满足了变迁的需要。
至此，我不过是照着自己的思路，拣了一些内容谈了谈我对《乡土中国》这本书的理解，当然也可能存在偏差，顶多算是我自圆其说解释自己为什么用“生于斯，死于斯”来回答“乡土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生于斯，死于斯”不仅仅是小农经济下的一种表面生活状态，更牵扯着文化传递、道德规范、权力结构等一系列社会要素。
仅凭上文的论述，书中的许多内容我无法一一详述，理解上也很浅薄和局限。例如上文所述“礼治”的社会规范，我们也可以从社会结构以及依着社会结构而形成的道德观念这个角度来理解。先生提出了一个形容乡土社会中社会结构的经典概念“差序格局”——即使是在“生于斯，死于斯”这样熟悉而稳定的社会中，其内部的联系也并非均匀化。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讲究一个差次，也就是伦，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推开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每条路线都系着不同的道德规范，遵守这种种规范就称之为“礼”，所以这个“礼”说得具体些便是指伦理纲常，再具体些也就是儒家思想中“孝”“弟”“忠”“信”等一系列的道德要素。因而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就是“克己复礼”了。
《乡土中国》自1948年首次出版至今已有整整70年，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等现代化历史潮流的裹挟下，乡土社会一直发生着变迁，许多东西随之消逝，也有许多正在兴起。一方面，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丰富多彩，充满挑战、机会和无限可能性的城市生活吸引着人们。山里的孩子渴望随着读书声飞出大山，从小以泥土为游戏的孩子正努力用笔替代锄头，年轻人纷纷涌向大城市追求向往的生活。当然，这也同时伴随着层出不穷的农民工问题、拆迁问题等种种问题。无论是自愿走向城市，还是被迫与土地分离，乡土社会都渐渐地被人们抛在了越来越远的身后。另一方面，乡村社会本身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曾经的田野矗立起了高楼，即使在仍然以农为生的地方，通信、公路等公共设施和服务体系也已延伸至此，手机、互联网、智能终端在乡村得以普及。文字下乡、法律下乡、国家机构下乡成为常态，意味着“无为而治”“长老统治”等等都失去了存在的可能与意义。我们最终从礼治走向了法治，从血缘走向了地缘，从欲望走向了需要。
只是蓦然回首，人们又纷纷开始感叹起乡愁。上班堵车时汽车的尾气让人们怀念清晨新鲜的空气；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怀念“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变幻莫测的世界让人们怀念与泥土为伴时安定而平和的日子；冷漠疏远的人际关系让人们怀念熟悉温暖的面对面社群……可惜，即使是集体式的回望与怅然，也注定阻碍不了由每个人共同推动的社会变迁。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意味着陷入了市场的怪圈，故乡却已成了回不去的地方。终于，“生于斯”不过是上天注定，而少了“长于斯”，“死于斯”也只剩可怜的一点乡土情结了。
毋庸置疑，费孝通所言的“乡土社会”正在瓦解，社会的结构与人们的思想皆在变化。社会的进步值得肯定，偶尔怀念过去也无可厚非。惟有不忘来时之路，方能实现未来之梦，从不停歇的前进是不合适的，就像现在，环境污染、秩序混乱、人情淡漠的问题恐怕还需我们停下来从乡土社会中去悟得解决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我们正在走出乡土，《乡土中国》一书也永远闪耀着它的价值，呼唤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与之对话。
因为是作业，写的确实有些冠冕堂皇了，所写内容也参考了很多文献，不过还不至于虚情假意，对先生的敬佩也是发自内心的。
尚未读这本书之前，书的名字丝毫没有引起的我的兴趣，听起来就像是介绍中国的自然风光、人文地理这般。读后，却令我有些激动了，写得真实、深入，如果没有一双“慧眼”和怜悯之心，一定写不出这样的书。
我也希望自己能像先生那样把事物看得真切，看得透彻，不过不知道还要磨练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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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的读书笔记篇3
初次听到费孝通这个名字是在大一的《社会心理学》课堂上，记得老师说费孝通这个人在我们社工专业将要学习的社会学方面贡献很大，他写的作品有几本是相当出名的，比如《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是我们社工专业学生都应该好好看读一下的课外书。于是，抱着对费孝通先生无比崇拜的敬意，我借来他写作的《乡土中国》一书，准备仔细阅读一下。
《乡土中国》这本书的版本很多，在查找书刊时我选择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书《乡土中国》。这是由于它的版次最新和整本书都设计得精致小巧有关。
费孝通先生在书的开头，就为我们讲解什么是乡土本色。从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费孝通先生的见解是：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城里人说乡下人很土，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平时，一般听到城里人说“乡下人很土”时，我们作为乡下来的人总是会感觉城里人在藐视嘲笑乡下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经费孝通先生一说，这“土”字用得好啊，我们乡下人离不开泥土，说我们“很土”或“土气”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乡下人和城里人本身就所处的地方和接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之间有些城里人认识知道的东西我们乡下人却一点都不懂，也是不足为奇的。这不，在乡下不是有很多东西城里人也不认识知道吗？呵呵，大家在此扯平，平等一致。
在“文字下乡”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一开始就说“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但往下，费孝通先生就举例说明这并不是乡下人就“愚”，只是他们对对城里的新事物感到新奇，所以“在马路上听到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手脚，东避不是，西躲也不是”；而城里人在乡下也有“愚”的地方，比如有人冒充内行把田里的包谷错叫为“麦子”，也是相当滑稽可笑的。说到这，我认为从中有个礼貌的问题得讲。当乡下人不知道如何躲闪背后连续响喇叭的汽车时，“司机探出半个脑袋大骂‘笨蛋’”，而当城里人来乡下的人中有人冒充内行把田里的包谷错叫为麦子时，费孝通先生的乡下朋友却没有唾他/她一口“笨蛋”，而是微微一笑。从中可以看出，乡下人在礼貌方面比城里人好多，至少他们懂得在嘲笑或责备城里人时能用含蓄的语言表达出来，不像城里人那样锋芒毕露，容易直接伤人。接下来，费孝通先生就文字的功能和文字下乡的重要性作详细说明。在此，我还得说上一句，我很赞同费孝通先生“识字不识字并非愚的标准”这种观点。“在课程上这些孩子（指城里孩子）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费孝通先生这是机会和环境的问题，城里孩子大多数课余时间都是用来学习，一般不能随便穿鞋袜下足；而乡下的孩子则不同，他们放学后可以在田野里随便跑来跑去抓蚱蜢。所以在抓蚱蜢时，城里孩子远远比不上乡下孩子，这也不足为奇。文字的功能是传情达意，费孝通先生却指出“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要在适合的环境下文字才能充分行使它传情达意的功能，所以“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为实现这个目的，文字下乡相当重要。
在“再论文字下乡”这一篇章中，费孝通先生接着说明文字在时间阻隔的情况下有说明不同，对于这一篇章，我理解得不是很好，我在此也多说不。模模糊糊只知道在这个篇章所讲的文字下乡跟文化、词、语言、记忆等有关联，我说不清。
在“差序格局”这一篇章里，我初看到这一题目时，感到很迷惑不解，到底什么是“差序格局”呢？得仔细在下文找找才行。但是，我往下看来好久，都找不到“差序格局”的详细解释。“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呵呵，在这可有话说，其实不止乡下人私，城里人也私啊，甚至有些可能比乡下人更私。这不，在文人笔里是中国威尼斯是苏州，作者却认为“天下没有比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在接下来是内容中，费孝通先生讨论私和公家的关系，以及这个社会和西洋社会的不同。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洋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团体格局，而中国社会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爸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由此，我们的社会可以或说很大也很小，概念很模糊。而到底什么是“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只作出或多或少的比喻，没有详细概念。我是一名见识浅薄的学生，在这里也概括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就在此打住算。
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着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说到，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引起不同的道德观点，西洋社会里“个人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于个人的‘实在’，不是有形的东西。”“我们如果要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而在中国，社会结构是从己向外推构成的，个人对别人的看法要由他和别人关系如何，比如别人贪污时他会大骂那人的行为是怎么怎么的恶劣如何如何的不检举，但当自己的父亲甚至自己去贪污时却认为这是“能干”的表现。孔子所提出的“仁”，意思相当复杂，但有侧重于“克己复礼为仁”。不同的道德观念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产生不同的形式。
在“家族”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先由“家庭”说起，他认为家庭的大小“不是在这社群所包括的人数上，而是在结构上。”接着，他说到“家族”，啊认为“小家族和大家族在结构原则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数量上、在大小上。”还有，他说到，“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我们的家也正是这样。”“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但我们家庭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夫妇成配轴。女子有‘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
在“男女有别”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说到男女有别产生于各自不同的生理结构和心理。“感情定向”一词是费孝通先生用来指一个人发展感情的方向。“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理解。”他还认为“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生育，生育却规定男女的结合。”因此，乡土社会是男女有别的，也是稳定的社会。
在“礼治秩序”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礼治”和“人治”“法治”的区别，他说“法治”其实也离不开人，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不一定就文明、慈善、也可能很残酷。比如在印度丈夫死后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在缅甸有些地方完成成年礼要杀几个人回来等等。乡土社会安于重迁的特点，决定传统经验是相当有用的。礼治在乡土社会中具有很大的特点。
在“无讼”这一篇章里，我很迷惑，费孝通先生为什么要以这个题目为名。我读完全篇，倒是老看到费孝通先生在说乡间不同时期的诉讼形式，由乡里诉讼到打官司，无疑是在讲以前的诉讼形式和现在打官司有何不同嘛，怎么可以说“无讼”呢？我真是不解。以前乡里的诉讼用道德即可解决问题，审判结果都符合乡里规矩，但现在有些人凭借着对法律的解却在官司法庭上玩起把戏，确实可悲啊。我希望我国的法律越来越完善。
在“无为政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论述两种不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它们产生的缘由和表现。所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种权力过剩引诱另一方来争取就产生横暴权力。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却并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是由于汉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乡下，大多事情都是通过同意权力解决的。
在“长老统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解教化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化的手段，年轻一辈懂得尊重年长一辈，同时年长一辈也在向年轻一辈学习，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此都有更进一步的解说，正是一代传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在“血缘和地缘”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重点解说什么是血缘和地，血缘和地缘的关系、表现、功能。他用自己作为例子，说明“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如果一个人没有直接的地缘关系，不管他走到哪里，并在那住上多少年，人家都会用“新客”“客边”“外村人”等来称呼他。从文字可以知道，在乡土社会里，血缘和地缘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在“实名的分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相比较时是静止的，“但是事实上完全静止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乡土社会不过比现代社会变动得慢而已。”然后他说到正是社会的变动，或快或慢，在不同的社会变动中，如果社会的变动速度变得快，长老权力也随着缩小。不同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相互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就要采用不同的工具、方式和手段。在环境变动的过程中，“文化英雄”随之产生，只有这样才能够引领国家更好的进步，而这些领导们使用的就是“时势权力”。这些能使用“时势权力”的“领导的阶层如果能追的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否则，该社会就会混乱不堪。但是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注释式的变动方式就可以引起实名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这就是该篇章所要讲的实名的分离。
在“从欲望到需要”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说到“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的行为的指导，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他认为人的计划是不自觉的，欲望产生“要”，为满足“要”，人的行为就由欲望控制，当人的行为变成自觉的，那就是需要，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费孝通先生说：“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这句话很经典，在此我想表达的意思也正是如此。
到此，我已经把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乡土中国》大概的看一遍，并从每个篇章中摘抄一些费孝通先生的原话，加上我的个人观点和想法。通观全书，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是一个搞文学很谦逊的人，这从他在“后记“里说自己写作这本《乡土中国》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可以看出。还有，我认为他不愧是一位很好的良师益友，他写作的文章多用熟语，时常把自己和农村联系在一起，意思通俗易懂，清晰明。也作为农村孩子的我，读起他的书来感觉相当亲切，作为一个著名的文人，他没有丝毫抬高自己的身份架子去教育他人，我认为这一点是相当可贵的，也是让我感到相当佩服的。
以上内容都是些我的个人见解，多有不恰之处，还请各位谅解。
《乡土中国》的读书笔记篇4
费孝通，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大一的时候一个同学送的书，很薄一本，却隔了快两年才被翻开，大概因为我懒吧。
回家之后匆匆翻完，很快，也很不应该。
社区研究理论，包含了十几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在比较容易类比的年龄里，感叹好像我所生活的环境、被构筑的人文伦理，好像就是书中的样子。尽管被灰色水泥隔绝得越来越孤独，但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丝丝缕缕，一直在那里，时不时被诗人冠以乡愁乡思吟咏。
中国乡土社区体系的特色，不知道会不会被逐渐消磨到消失？
在我现在这个年龄，似乎书中描述的那种社区结构那些乡土人情，是在拼命逃离的东西，渴望未知的城市，渴望目的明确井井有条的冰冷，渴望将从小生活过的地方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迹全部抹去……
在陌生的城市里，总以为自己完全离开了之前的种种，却总是在不经意之间与之前的某个场景默契般呼应，那些小小的习惯一直在，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不悦。
也许很多年很多年之后，已经活过许多悲喜，反而渴望那种归属感。
也许书中描述的那种乡土社区，反而是神往的归处。
也许，我什么也不知道。
《乡土中国》的读书笔记篇5
忽然想起了最近看的《乡土中国》。之所以从心底里漫出对这般生活的亲近感，或许是因为我们都是土地的孩子，虽然许多人已扎根在了城市，但我们的祖先，在某个时代必然地直接受土地的哺育，进行着泥土的创作——由此我们对“淳朴”有着发于本心的向往。
在时间线上，我们是社会历史的后来者。我们曾经的社会被定义为“人治”的社会，而西方是“法治”的社会，现今我们也进入了“法治”社会时期；我们的文化曾倾向于阿波罗式的秩序性文化，除法家外，其他派系的哲学家、思想家都主张“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故孔子“言必称尧舜”，故不同时期的统治者总不约而同地致力于统一思想、加强统治，而今我们的文化更倾向于浮士德式的创造性文化——“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前途是创造性的过程，社会关系的特质不再在于维持稳定和保证长久，而在于不断的打破、重建。
城市的步伐是现代化的，它是社会趋势的引领者，而乡村在被同化的同时，还对传统社会的“礼治”和“秩序”有所坚持。难以辩说哪一方是好的，但从我个人的角度而言，我对传统社会、乡村社会更加亲近，在我看来，现代社会只是“个人有温度”的社会，而传统社会和乡村社会才是“群体有温度”的社会。
城里人是没有邻居的，这是生活中常常听到的感慨——并非隔壁真的没有住人，只是人情淡薄以至于此邻居不再有“远亲不近邻”中的“邻”的意味了。农民孤立地生活在小聚落里，可以安于一亩三分地，“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彼此熟悉而守望相助，城市居民却因为看到了太多而产生了追逐的欲望，大多城市居民，究其一生都在为了财富、名誉和地位奋斗，没有时间和精力分给非“己”之人，难以互相信赖，不愿亦不敢轻易表达善意。
我以为，如果终极目的只是为了“追求幸福”，为什么不互相给予幸福？漫漫追逐中苦总是多于甜的，内心的安宁和知足的品质才最是珍贵。知止不殆，方可长久。
不过，我想现在的我亦是一个在现世追逐的人罢。因为远离那份宁静，所以愈发羡慕和向往，在熙攘中嗅到一丝安宁的味道，便觉得甚是高兴和宽慰。如此亦甚好！
《乡土中国》的读书笔记篇6
这本书初版是1947年，距今也不过六十余载，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便将乡土中国已经或正在抛进记忆的河流。河水汤汤，乡土早已疏离。再读，当作纪念。
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所言的中国社会的基层，是“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他说用得好，因为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泥土。
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大多数的人是必须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人，种地是最普遍的谋生办法。务农子弟即便从老家迁到别处去，也都很忠实地守着直接向土里讨生活的传统。辟如，从中原迁去最适宜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
土是农人的命根。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因为不流动，中国乡村人口像是附着在土上，不太有变动。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的，而从农业本身看，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无需群居，聚居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费孝通认为，这些原因大致有几点：
一是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起，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有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
二是因为水利的需要。需要水利的地方，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是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
四是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基于此，中国乡土社会的单位是村落，又因为少流动，村落之间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终老是乡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熟人社会)
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乡土社会从熟悉到信任，无需画押签字，它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纺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在社会学的分类里，乡土社会应属于礼俗社会。(礼俗社会：有机的团结;法理社会：机械的团结)
这样的信任也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才能在悠长的岁月中，从容地去熟悉每个人的生活，才会有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然后心安，信任。
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常见到从乡村搬到城里的老人，四处开荒种菜。像我的婆婆，每寻到一块地或旁人给了一块，必像得宝一样喜上眉梢地跟我说，然后滋滋有味地计划着种上哪些孩子们喜欢吃的菜。这也是“土”气吧，说她们离土后眷念土地有些矫情，我想，更多的是一种习惯性的劳作，对土地习惯性的依赖。这是现代年轻人不会有的。
中国社会徘徊在人制社会，迟迟不能进入法制社会也能算上“土”气吧。早在战国时期，墨家就提倡依法治国。而乡土社会的熟悉环境下，不需要法律、合同，“这不是见外了么?”那些统统是对付陌生人的。搞得太明白，丁是丁，卯是卯的，伤感情。中国社会的某些特征也由此而来。现代社会打破了原有的格局，是陌生人社会、法理社会，契约精神顺势而来，法制终将是现代和未来人类社会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选择，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的。
《乡土中国》的读书笔记篇7
(一)在“男女有别”一节里，提到OswaldSpengler曾说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是Apollonian亚普罗式的，一是Faustian浮士德式的。前者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维持它。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费老认为乡村社会是前者，现代社会是后者。
且不说是不是，我对这两种文化模式很感兴趣。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对理想世界的拙劣的模仿，还有圣经中对于原罪的解释，原来都是前一种思想的表现;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人生观，“生命是障碍的克服”，苦难越大，生命力因之越强，生活的意义因之越深。这里面隐藏了一个结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结果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进而推论，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经历更多，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观点——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二)对于男女感情，费老又说“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最后的统一是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男女的共同生活越是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序也愈是深，求同的障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这阻碍的创造力也需更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费老这里说的是性别差异带来的异性吸引力和爱情。我不由想到我们在感情中体会到的爱情，如果抽去了表层的性欲和生活，其实就是这种依恋感，这种恨不得和对方变成一个人的冲动。卢克莱修说“情人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情爱的牙齿顶着牙齿，但他们不能在另一方销魂，也不能成为另一个自我。”正是这种永远不能克服的距离产生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很多人难以体会这种本质的爱情，甚至用性或者“在一起”代替爱情，无疑是对爱情的肤浅的理解。
(三)在“礼治秩序”里，费老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礼治。若是法治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私情和冤案发生，若是人治就不会有那么多位高权重的.人总说身不由己烦恼重重了。中国社会的人们是依照多年以来形成的传统习惯生活行事的，不管处于什么地位，都得按照这些规定行事。儒家说“克己复礼为仁”是个最好的例证。
(四)接着，在“无讼”里，费老接着推论，既然是礼治社会，那么礼就不仅仅是礼貌，不懂礼就简直是个道德问题，如果有官司非打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规矩。中国乡土社会的理想是没有法律和政治的，因为一切都按照祖先流下来的规矩进行，政府的统治以教化为主，“苛政猛于虎”;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自有父母教化他们适应这些规矩。这就实现了“无为而治”的理想。
我想到在我的家乡，很少有争端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家务纠纷或者两家发生了争执，一般都是找村里能说会道的“明礼人”来“评理”。很少有人想到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打官司被认为是“丢人”的，不管你有理还是无理。当然过了这么多年，中国农村的乡土性已经有所稀释，乡村里的家长和长老们的影响力慢慢下降，村里以前经常为人评理的人现在只不过是个婚丧嫁娶仪式的主持者，平时喜好，在乡亲中已经没什么威信。